北交所迎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

　　1月18日，北交所迎来外资控股第一股，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69.60%，盘中一度上涨93.20%，成交额1.59亿元，总市值达8.42亿元。

　　“这是一起标志性事件。”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善鸿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福蛋业在苏州发展超过18年，外商非常满意。上市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一些服务与协调支持。”

　　具备投资稀缺性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诸海滨认为，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欧福蛋业是国内首家专业生产巴氏杀菌蛋液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具备投资稀缺性。其募投项目生产的鸡蛋白饮料系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零售端创新型产品，目前A股公司尚无公开在售的同类产品。其次，欧福蛋业发行价不贵——2.5元/股，获超额配售。欧福蛋业本次发行网上获配股数为4275万股，网上获配金额为1.07亿元，网上获配比例为0.44%；8名战略投资者获配900万股，募集资金合计2250万元。第三，欧福蛋业所处蛋品加工行业市场空间广阔。“现阶段，我国鸡蛋行业的加工比例仅为5%-7%，其中80%加工为传统蛋制品，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预计到2025年我国蛋制品加工占比有望达到30%。”诸海滨说。

　　欧福蛋业主要从事蛋液、蛋粉以及各类蛋类预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其中，蛋液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等，主要用于烘焙食品、肉制品、调味品、配餐制品等领域；蛋粉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主要用于肉制品、面制品、烘焙制品等领域。

　　客户方面，欧福蛋业与诸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多次保障国内各项重大赛事的产品供应。业绩方面，2020年、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欧福蛋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2亿元、8.49亿元和4.20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874万元、2249万元和2064万元。

　　实控人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备受关注的是，欧福蛋业上市使其成为北交所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成立于2004年1月，法定代表人为亨瑞克·彼得森(Henrik Pedersen)，办公地址和注册地址均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根据公开信息，欧福蛋业是世界著名蛋制品品牌“SANOVO”在中国的成员企业，是OVODAN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

　　招股书显示，China Egg Products ApS(丹麦)直接持有欧福蛋业87.96%股份(本次发行前)，为公司控股股东，非华裔丹麦居民Christian Nicholas Stadil为公司实控人。

　　目前，欧福蛋业共有8名董事会成员。其中，5名为非独立董事，分别为Henrik Pedersen(丹麦籍)、Jorn Frandsen(丹麦籍)、Thor Stadil(丹麦籍)、Ronald Bouwens(荷兰籍)及刘文(中国籍)；3名独董均为中国籍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交所上市过程中，同业竞争问题受到监管关注。对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境内外与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欧福蛋业表示，实控人已经作出相关区域不竞争的承诺，有效避免了实质的同业竞争。

　　事实上，欧福蛋业进入资本市场不算晚。2016年9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21年12月底，完成近2000万元的定增；2022年4月，公司股票调入新三板创新层。

　　抢抓北交所扩容机遇

　　企业上市虽然是市场行为，但政府的服务和推动也很重要。

　　谢善鸿表示，“在欧福蛋业上市过程中，我们协调了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交流，帮助他们吃透当地的一些政策，把握好上市时间节点，共同助力欧福蛋业顺利登陆北交所。”

　　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顾海东在欧福蛋业上市仪式上介绍，2023年，苏州将积极抢抓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机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育林计划”，全面推进“参天计划”，推动更多优质企业早日上市，推动上市公司成长为创新发展的“领头羊”和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以及市场主体的意愿，我们会做好引导，让企业更好认识沪深北三个交易所的市场定位和差异。”谢善鸿表示，“北交所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我们会抓住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机会，相信苏州的企业会在北交所市场取得更好成绩。”

　　对于市场关心的北交所流动性问题，谢善鸿说，“市场流动性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就像今天的欧福蛋业一样。”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针对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北交所一直在制度端、资金端努力补短板引活水，呼之欲出的混合做市交易有望成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同时，券商密集布局的融资融券业务、未来常态化发行北证50指数基金以及公开发行可转债、降低准入门槛等，都有望引入增量资金，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打开想象空间。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